上面一张图是新冠的图片，下面一张是“看得见的灰犀牛”和“看不见的黑天鹅”。
我觉得这次疫情对中国人来说，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是一只看不见的黑天鹅。虽然我们在一开始有一些信息上的延误和滞后，但是当你深入去分析的时候，这可能又是客观存在的，毕竟一开始对疫情不是特别的了解。有些新闻报道说它是一个类SARS的肺炎，但是这种类似到什么程度？那时候谁都没有准确的判断，但是它已经存在了，更像一只“看不见的黑天鹅。”
到了今天，对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来说，它又变成了一只“看得见的灰犀牛”。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可能的把疫情控制在武汉和湖北以内，做出了很大牺牲，其实是为西方国家争取了很多宝贵时间的，但是某些西方国家还是一味的对我们责难，对我们依然还是那种傲慢和看不起的状态。但是现在来看，疫情已经变成了西方世界的“灰犀牛”，它就蹲在那个地方，你却视而不见。当它冲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手忙脚乱了。
自2002/2003年SARS以来，这17年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实的国情的治理底板，在面对非常相似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是有实质性变化的。我选择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末和2018年末，也包括从网上找到的一些2019年末的一些数据，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比较。
第1点，国家财富的巨大增长。这是大家都应该能感受到的。
第2点，城乡人口的反转变化。在02年的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还是乡村高于城市，而现在我们已经是城市高于乡村，而且达到60%的比例。这已经不光是一个数字意义上的城市中国，本身它已经带来了很多人群的属性、特征、价值观念、财富分配和生活需求上一个群体性的、质的改变。
第3点，城市规模和密度的扩张。近10年我们的城市还在快速的发展，特别是这两年，很多人都认为城市群和都市圈已经成为我们城镇化必然的一种空间形态的选择。这背后其实已经反映出来这种城市的集聚性是越来越强了，但同样也带来风险的集聚。
第4点，国土时空可达性大幅提高。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也是对我们治理冲击很大的一点。多年来，从一开始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到现在的高速铁路建设，包括像虹桥这样的交通枢纽，实现了航空、高铁，还有市内交通的快速接驳和联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人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枢纽里面发生快速的时空转换和切换，这种风险的冲击也是很大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国土空间在创造出这样的一些新的时空条件时，一定要去同时赋予这些空间与它相应的一种秩序维护能力。
第5点，流动性与机动性的海量增加。这17年我们的私人小轿车翻了基本10倍，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改变，这种流动性和机动性的增加，一方面推动了我们城市空间的不断蔓延。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居民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你可以看到，这次武汉封城的时候，很大的难点就是这种私家车离开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6点，网络普及和网民的崛起。在02/03年的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的很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获得，巨大的网民数量，使任何一条信息都可能从网络上迅速发酵，包括李文亮医生的事情，还有这两天特别火的方方日记，都是非常典型的。网民形成了非常虚拟的社群，他们隐藏在各自不同的环境里，那么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今天国家治理的底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高密度的人口集聚，更复杂的运行网络，更便捷的流通扩散，更强的出行移动能力，更迅速的信息传播，而这一切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高度不确定的复杂系统。
从治理短板来说，可以分解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的结构体系、治理的功能体系、治理的制度体系、治理的方法体系，以及治理的运作体系。从治理能力来说，又包含着科学的规划力、综合组织的组织力、高效智慧的指挥力、多元协调的协调力，还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最终表现为一种政府的领导力。
从治理体系来看，这次疫情里面，我们地方政府的这种敏捷决策体系，在这种稍纵即逝的战机里面，却拖了10多天，这10多天地方政府到底在做什么？确实也是令人很困惑和迷惑的地方。
在疫情初期，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信息传导体系，中国疾控CDC的信息体系，还有专家支持体系，为什么失灵了？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警醒。专家这个群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18号文里面是有明确提出的，要发挥专家的作用。在接下来的规划编制过程中，专家能不能表现出对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和洞察，这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还有诸如：应急物资的统筹体系、全社会参与治理分工的协作体系、诚信监督体系、超大人口规模背后的危机应对体系，还有跨行政区的这种协作体系，舆论沟通和动员体系，等等，都有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总结的地方。
治理能力的短板
从治理能力来看，我们的疫情防治需要决断的指挥能力、风险的前瞻能力、智慧的集成，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群体的智慧，不光是把专家要集中进来，还要有广大市民和基层干部的参与，超大城市背后绝对不是一两个领导的一言堂，更需要众人的智慧。
还需要有综合的组织能力和动态的应变能力，在遇到这样的大事件中，如何来统筹协调和动态把握，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在社会参与能力、基层行动能力、民意响应能力、舆情应对能力、全球协作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
1.0反思：构筑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面
虽然说规划师没有站在从防疫的第一线，但是规划师却是这个战役的坚强后盾。就规划本身来讲，从田园城市，到花园城市，再到健康城市，健康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追求理念一直在演进中。在这背后，规划师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我们不能赋予他们过重的任务或要求，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去重新审视和解释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判断。它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我们现在提出城市群，提出了都市圈，但是我们的理论、方法，包括我们背后的治理的政策，机制有没有跟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反思2：真正的人地关系智能监测与预警
最近这两三年，人工智能、智能赋能规划的概念都特别火，但是为什么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没有看到效果？究竟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智能化的效果？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当你再好的技术，遇到傲慢的权力的时候，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背后其实是需要有一套与技术耦合的机制制度设计的。
反思3：全面深度的城市体检和设施升级
城市体检这个概念是伴随着北京新总规而提出的，当时提出了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这样一个规划实施机制，北京这几年一直按照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在认真推进这个事情。我也有幸参与过相关专题，在参与过程中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整个国家的城市，都需要有一个深度的体验。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发展的太快了，这种快必然会有很多隐患，当危险发生的时候，这种隐患立马就可能变成一个火药桶。很多这种快速发展之下所带来的“快而不当”的纰漏或短板，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全面深度的体检的。
我们都在讲各种友好，自行车友好，儿童友好，但是和自然友好谁来做？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天人合一”是我们先人的一个古老智慧，但是这种中华传统的智慧，今天在我们的规划体系里面还保留多少？是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这次疫情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一些新的端倪，各个国家纷纷采用这种关闭国境的方式来进行疫情的防控，已经开始有一些国家要限制粮食出口，这是一个更直接的威胁，怎么来应对？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很多城市是没有这样足够应对能力的。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它的超市便利店里的很多食品保质期可以达到5-10年，这是典型的应对防灾的食品，还有水，以及各种便当。那么中国有吗？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物资抢购，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有这样的危机发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物质储备体系，这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反思6：共享发展获得感的人民规划
这次疫情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说人民的力量到底怎样尊重，如何来发挥？从武汉百步亭优秀社区，到后面出现领导视察时的“假的假的”，再到李文亮医生这样一个事件，其实都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
民众的这种获得感，不是停留在文章上的，或者是文件里的，或者是口号里的，如何让民众真正的感受到这种获得感？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让民众有参与感，没有参与感，就很难有获得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么参与的话就涉及到你参与的方式、参与的规则、参与的路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设计的。
3月11号，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讲，世卫组织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被称为全球大流行了。我选择3月22号这个时间点丁香园的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从中国到全球，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上图来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它把全球的卫星变成了新冠的这样子，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给地球挂了一个牌子，closed关闭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背后的逻辑？我想，这个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全球化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此次危机将对全球化格局带来深刻影响。我们国内众多目标打造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的中心城市，乃至一带一路倡议。接下来会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国人去思考的战略问题。
《未来简史》的尤瓦尔?赫拉利在新的文章《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中提到，未来将面临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在全能的监视和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第二个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之间的选择。
《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历史分期的新起点，不再按公元前/公元后划分，而是变成疫情前/疫情后划分。
当疫情翻转之后，我们的城市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多重危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处在一个疫情公共卫生风险为主的一个状态，但是后来慢慢风险就开始拓展，开始出现了一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次生风险，比如，境外疫情倒灌、全球供应链中断、企业经营、就业压力等一系列内外夹击的巨大压力。
这种危机之下，我们今年的规划怎么编？“十四五”马上就来了，还是那种描绘蓝图、无限美好、依旧增长的规划吗？没有资金的支持，没有产业的支持，规划编完了怎么落实？我觉得我们过去一直在编的都是和平时期的规划，今天面对百年变局的规划怎么编？而从地方政府来讲，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财政压力犹如架在脖子上的一把刀，画饼充饥的规划是行不通的，特别需要那种行动性和操作性的规划。
北京也提出要以疫情为鉴，补齐城市规划短板，提出了要编制防疫规划。这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因为还是从规划层面，从专项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更加系统性的问题。
2.0反思：国土空间规划治理理念与方案需要系统式革新
我的2.0阶段反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国土空间规划治理是需要从理念到方案的一个系统式的革新，需要一套属于植根中国大地和植入中华文明的新操作系统，才能让这艘东方巨轮行驶的更加安全、平稳、持久，而不是模仿或抄袭西方的那套规划概念。这套操作系统背后的文化基因和逻辑是什么很重要。
我们要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空间治理，绝不仅仅是传统的对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的治理，而是要置身于全球语境、时代语境和国家语境之下的一个更高维度的治理，是数据治理、资产治理、产权治理、政策治理、机制治理等综合一体的全新治理。